霍巍（摄影：雷远东）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6月13日下午，作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主会场系列活动，“世界遗产保护利用主旨演讲”齐聚了国内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的“大咖”，共议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之路，以及四川特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若是提起四川的文化遗产，不得不说到的就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这两处遗址是古蜀文明的代表，它们先后相续，谱写了一段辉煌的古蜀文明之路。主旨演讲现场，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霍巍以《三星堆-金沙与古蜀文明的遗产价值》为主题，从两处遗址、出土遗物的异同，论述了两处遗址如何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为世界提供文明比较互鉴的最佳样本。
独特的地理位置
造就特别的三星堆-金沙遗址
青藏高原被喻为“亚洲水塔”，这里是长江、黄河中华民族两条母亲河的发源地，同时也拥有着两条重要的文化传播带，霍巍介绍道，一条是童恩正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条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藏羌彝民族走廊。“我们今天提到的三星堆和金沙、峨眉山、青城山，都与这两条文化传播带分不开。”霍巍说。正是这种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自然景观和族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民俗，让其成为中国版图上非常重要的区域。
金沙出土的青铜立人（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
长江流域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文化，比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而在长江上游地区，同样有非常重要的宝墩文化。“良渚、石家河在距今4000年前后相继走向了消亡，但是从宝墩到三星堆再到金沙，这是一条没有断裂的线。”如此，古蜀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性、统一性，提供了更丰富的内涵和考古实证。
既然是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那么两处遗址之间一定有诸多的共性。霍巍从城的构造方式、功能分区、祭祀性场域、出土遗物等多方面展开说明。
三星堆遗址的北侧紧邻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城而过；在金沙遗址中也有一条这样重要的河流：摸底河由西向东横穿遗址中部，将金沙遗址分为南北两半。“这两处遗址都依河而建，且都有一定的城市规划和布局”。
而在两处遗址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遗存都与宗教祭祀有关。霍巍在此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的部分观点：这两处中心遗址的特点不是众多的人口、广阔的疆域，而是依靠发达的人和神、天和地之间的沟通，所以观测天象、沟通天地、获取神秘力量，可能是这两处遗址最重要的特点。霍巍赞同该观点中的部分内容，目前三星堆的祭祀坑，以及金沙遗址点的祭祀场所便辅证了观点的内容。
三星堆出土青铜大立人（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但是两处遗址的祭祀遗存仍存在明显的不同。三星堆的祭祀坑反映的是祭祀坑行为的终结部分，这些祭祀坑具有毁器、焚坑、有序放置的规律；而金沙遗址的祭祀遗存则是第一祭祀现场。“两处遗址的人群祭祀所使用的器物群，从玉器到象牙，尤其是象牙的使用方式非常接近。不过在金沙，我们还看到了切割成段的象牙；而在三星堆，则出土了用象牙做的雕刻与黄金制品所做的复合体，这表明三星堆人对象牙的理解是多方位的。”
金沙出土的商周金面具（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之间，还能找到更多的联系。例如，两处遗址的玉器在种类上基本相同；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和金沙的金冠带上，都有鸟、鱼、箭的纹样。霍巍推测，“这可能是三星堆人和金沙人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带给我们的一种文化符号，而且是高等级的文化符号”。
三星堆金杖（局部）摄影：刘可欣
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为世界提供文明比较互鉴的最佳样本
“从遗产价值的角度来讲，三星堆和金沙共同构建了中国青铜时代完整的面貌。”在全世界的青铜文明中，只有中国拥有这种以鼎为代表的青铜礼制。而三星堆人在中原青铜容器的基础上，凭借出色的青铜制造技艺，又增加了属于古蜀人自己的理解：好比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这样的器物，“恰恰是弥补了我们整个青铜文明当中另一个面向，除了规整的严密的青铜礼制以外，还有另一面，神灵祭祀、沟通天地人神之间的宗教职能。”
研究性复原的青铜神坛（摄影：刘可欣）
出土于三星堆8号坑的青铜神坛，就用青铜器描绘了这样“一套高台祭祀的、带有艺术夸张性的”的场景；而青铜大立人、铜持龙立人像等，则让三千多年前的“大祭司”形象更加鲜活具体。
“三星堆跟中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明显反映出中华文明中的多元一体体系，展现了中华文明不同区域内文明演进的路径，从中也可以观察到长江文明的很多特质。”霍巍说，“其实不仅如此，三星堆-金沙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文明比较互鉴的最佳样本。”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峨眉山—乐山大佛这样一个双遗产的地点，如果把三星堆-金沙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之中来看，依旧可以看到古蜀文明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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